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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文廟一角。來源：昆明文旅

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后，儒家思想便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軌跡深度交織。云南自古以來便是一個多民族長期共生共融的地理單元，獨特的自然人文環境與地處邊疆的區位屬性，共同造就了其社會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多元形態。作為傳統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儒家思想對歷史上云南邊疆民族向內凝聚并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久以來，云南常因其邊疆區位而被史籍記述為“西南夷”。云南與中原最早的交往記錄，可追溯至戰國晚期的“莊蹻入滇”。公元前276年，楚國將軍莊蹻帶著2萬甲士首入云南，目的是將云南變成楚國的戰略緩沖地。后因形勢變化無法返回楚國，莊蹻就在滇池一帶建立了古滇國?！扒f蹻入滇”促進了滇池地區不同族群間的交流往來，對云南的早期開發和文化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

秦漢時期，中央王朝大力經營云南地區，秦始皇遣將軍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漢武帝征服滇國后，“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均表明西漢時古滇國已成為中央王朝的郡縣。

道路的通暢與郡縣制的推行，使云南與中原地區交往日益頻繁，為儒家思想的播衍創造了便利條件。東漢章帝元和年間，滇池地區出現了以傳播儒學為職能的學校，“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儒家思想在云南的傳播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爨氏政權統治云南四百余年，這既是一個多民族廣泛、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時期，也是一個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推動民族地區融入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歷程。爨氏政權通過尊崇儒家思想和建構族源敘事等多種有效路徑，對云南地區進行治理，始終與中原地區保持著同源性認同。如《爨龍顏碑》有“先世本高陽顓頊之玄胄”“舉義熙十年秀才”等語，《爨寶子碑》中亦有“州主薄治中別駕，舉秀才本郡太守”的生平敘述。這表明，儒家思想在云南地區的影響不斷深化，并催生了一個通曉儒家經典、具有較高儒學素養和影響力的社會群體。

唐中期，唐玄宗敕封統一洱海地區的南詔首領皮羅閣為“云南王”，雙方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往來日漸活躍，以晟羅皮、閣羅鳳、異牟尋等為代表的王室成員主動學習儒家文化。晟羅皮曾“效唐建孔子廟”；閣羅鳳曾言“不讀非圣賢之書，嘗學字人之術”；異牟尋在給唐西川節度使韋皋的信中，自陳“曾祖有寵先帝，后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等，這些均是儒家思想深度融入云南社會的生動寫照。

兩宋時期，朝貢體系與民間貿易構成宋朝與大理國的雙重互動機制。大理國在政權建構上既保有地區與民族特色，亦有對中原典章制度與政治文化的吸收轉化，其中一項重要舉措就是積極推崇儒家思想，強調“禮治”“德化”。宋景德元年（1004年），大理國仿照宋朝“開科取士，定制以僧道讀儒書者應舉”。宋崇寧二年（1103年），大理國王段正淳派遣高泰運入宋，懇請經籍。宋朝允其所請，賜予經籍69家、藥書62部。在民間交往交流方面，宋亁道九年（1173年），大理國商人李觀音得等到邕州（今廣西南寧）商談馬匹交易時，購回了大量儒家典籍。其文書中所留詩句“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不僅抒發了情感共鳴，更深刻反映了儒學對云南邊疆地區的浸潤。

元朝平定云南后，云南被整體納入大一統治理中。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委派賽典赤·贍思丁為云南平章政事（地方行省最高長官）。賽典赤上任后，大力興辦儒學，揭開了云南廣興“廟學”（學校）的序幕。至元十三年（1276年），賽典赤在昆明五華山修建了第一座孔廟，并從中原地區聘請學者、老師任教授課。繼昆明之后，大理、保山、麗江、鶴慶、楚雄、姚安、建水、安寧、曲靖、尋甸等地也紛紛建蓋孔廟，設立“廟學”。其中，留存至今的建水孔廟尤其壯觀，是云南元代建筑的精品。

為了管理文化教育事務，元朝政府還在云南設置了專門的文教管理機關“儒學提舉司”，各路、府、州、縣相應設置“儒學提舉”，從此儒學在云南廣泛傳播。

明朝統一云南后，統治者意識到推廣儒學對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意義，積極在云南各地建學。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年）下詔中書省：“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焙槲涠四辏?395年），明太祖專門和戶部、禮部官員討論在邊疆地區設立廟學的事情。在明朝統治者的重視下，儒學教育開始在云南的姚安府境內開展。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詔云南各土司設學，后又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將土司承襲制與儒學教育相關聯，要求土官應襲子弟須入學課讀，“如不入學者，不準承襲”。儒家思想強化了國家歷史敘事的統一性，培育了邊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成就了“民間俊秀子弟奮發以讀書自勵，科不乏人，而其父兄亦各向慕，革其舊染矣”的局面。

清朝統治者承襲明朝“崇儒重道”的文教制度，將儒學教育視為推動多民族融合的有效手段。改土歸流后，廟學設學區域已深入邊遠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如滇南之普洱府、開化府，滇東北之昭通府，滇西之中甸廳、龍陵廳等。清朝還繼承并深化了明代針對土司應襲子弟開展儒學教育的規制，且“其余子弟，并令課讀”，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題準土官族屬子弟及土人應試。廟學與科舉制的聯動，使儒家思想在云南空前繁榮，“土著之家亦有習舉子業、登甲乙科者”。

隨著儒家思想的廣泛傳播，“大一統”觀念在云南邊疆社會深入人心。鴉片戰爭爆發后，英、法等列強覬覦云南邊疆，當地土司恪盡職守，“或鼎革不附，竟以身殉；或遇逆招降，潛逃全節；或因劃界，淪入異域，既向當道以泣訴，復懷故國而不忘；或地為強鄰所占，而守土負責，不惜犧牲一切以抵抗，并呼號奔走以請援”，表現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邊疆安全的堅定信念。

回望歷史，儒家思想在云南地區的傳播歷程，恰是一部跨越千年、由淺入深、由點及面的文化融合史。在儒學傳播和浸潤下，云南邊疆各民族日益強化了對“大一統”國家的精神歸屬。儒家思想如同一條堅韌的文化紐帶，連接起西南邊疆與中原腹地，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深厚基礎。

（作者單位：譚淑敏，云南民族大學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苑鑫，云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