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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儒學的發展: 理解人性與重建倫理

2007-06-08 15:26:00  作者:成中英  來源:

從重新理解人性到重建倫理

歷經超過半個世紀中國哲學家與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反復辯難與探討,我深信當今從事儒學的研究者都已獲得一個深沉的共識與確認: 儒學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道德發展與世界和平的建立必然能作出重大的貢獻.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紀? 我們對它已有什么樣的認識與體驗? 我們能它作出什么樣的預測與評價? 顯然,我們眼見耳聞的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紛爭沖突、弱肉強食的世紀. 對此,我們能不堅定對人性與理性的信心,并在此信心下運用人類的歷史的與道德的雙重智慧來化解強權與不義,變干戈為玉帛,建立真正持久與安定的世界和平秩序,實現一個豐富多彩,不同而和,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的人的生活世界? 誠如馬克思曾經指出,我們的問題不在理解世界而在改變世界. 然而,在人類經濟、社會與政治急速重組與全球化的今天,理解世界必需重新理解人性、改變世界必需強調重建倫理. 理解人性與重建倫理是與理解世界與改變世界一樣重要或更為重要. 更有進者,改變世界必須始于理解世界,重建倫理又必須始于理解人性. 至于理解世界與重建倫理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我想這一方法不能外于掌握實際人性的核心與發揚理性互通的精神,建立人類所以存在繁衍的整體價值. 而此一進程也正是儒家哲學的精髓所在.

我們必須指出,儒家孔子學說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它深入普遍而潛移默化地植于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和語言中. 但儒學也是很早就已傳入了西方. 事實上,現代西方自十七世紀末期就已對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學,多有所聞,所以我們不必把當代哲學的潮流看成只是開始于西方的. 今日西方又開始另一波對中國哲學的重視,當然也不是偶然的. 因之,我們可以進一步反思孔子與西方哲學的關連,同時也可以借此彰顯孔子思想獨特的精神以及儒家哲學在21世紀中可以作出的重大貢獻與發揮的重大影響.


近世中西哲學的分野

如果我們將西方哲學追溯到黑格爾之前,即康德及萊布尼茲時期,我們已可以看到西方的啟蒙及理性精神曾受到孔子哲學的影響. 進言之,以康德為例,康德對實踐理性的重要性的認識及對其根植于人性或人心的自我立法的強調,就已隱約透露出孔子所謂 "我欲仁, 斯仁致矣" 的思想. 然而,康德只看到理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形式,卻忽視了這種形式內涵的實質及內容以及未能理解形式不可游離于實質的內容之外這個儒家論點. 也許這正是中西哲學或康德與孔子的分野所在. 此一分野也正好說明西方哲學的發展到了康德 (1724-1804) 已漸有遠離中國儒家哲學的趨勢,不但逐漸形成對儒家哲學的純理性批判的錯解,也把西方哲學推向了物質客觀主義與心靈主觀主義的"二律背反" (antinomy) 發展的處境. 此即主、客兩范疇與心、物兩范疇各自愈來愈成為實際西方歷史潮流中思想的對立面,而不只是一種笛喀兒所建立的思維方式與哲學觀點而已. 衡之于西方哲學自十九世紀以來思想的發展,就可以印證此言之不虛. 康德哲學中的"二律背反"就隱含著主客之間 (即本體與現象之間)、心靈與物質之間 (即道德自由與物理因果之間) 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循本體與心靈一路發展的就是德國唯心主義與黑格爾精神哲學,循現象與物質一路發展的就是自然科學哲學與馬克思唯物主義. 兩條路格格不相入,除了沖突與對抗之外,除了科學的化約主義或心靈的抽象主義之外,是不是還有第三條路呢? 如果有,這第三條路是什么呢? 過去西方學者較少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們跳不出二元思考的架構. 而近代中國學者在崇向西方現代與固守中國傳統兩大方向中徘徊,也未能正視此一問題的重要性. 現在,在中西文化與哲學已有更多的溝通與理解基礎上,卻正是我們提出此一問題的大好時機.

顯然,西方要經歷自17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末葉超過三個世紀的思想摸索與文化探險才真正可以提出這個問題并了解其可能的含義了. 何以故? 首先我們從中國文化傳統文化的觀點來看世界,不能不認識西方文化所走的兩條路正是西方現代化的動力所在: 兩條路的相互激蕩導向了西方重視理性與科技發展的精神. 因為只有在理性的辯駁討論中才能體現以上觀點的著力所在并一較長短,而科技的發展卻正是最能吸人耳目、改善及掌握現實生活的途徑. 但科技的發展卻又把人的價值中立化了或甚至消除了,人成為只是物,而失去精神價值的依傍,于是舍物欲的追求與市場的偶像或種族的偏見外,人的主體性就所剩無幾或別無它物了. 這是我們從17世紀中葉以來的西方社會的發展的觀察中所得到的一些歸納的認識. 當然,西方哲學家或神學家對精神價值哲學的契而不舍的追求仍為西方人保留了一個神圣的殿堂,但這卻不能是西方社會風格的一般寫照. 在此理解下,西方文化顯然必須面對自然中大小宇宙的整合問題、人的心身分離造成的心理葷眩、人格分裂與行為失衡的病態問題,人文與科學、知識與價值的融合問題,理性片面化與中性化的后果問題,生化科技與人生的價值與意義的關聯問題、權力意志與道德理性的沖突問題. 這些問題又導向更具體的環境保護問題、婦女解放與女權運動問題、族群權利確認與保護及發展問題、民權與人權/人性與德性的平衡發展問題、政治民主與經濟正義/平等與自由的協調問題、國內民主與國際霸權的沖突解決問題等等.


全面全球化世紀的來臨與新理性精神

以上這些問題不是只在一般批判啟蒙心態或倡導后現代主義的論說與聲音中就能化解的. 這些問題的發生象征著一個真正人類全球化的世紀的來臨. 它們將是人類全體不可逃避的問題. 全球化在某一個意義上說是打開了"潘多拉的寶盒" (Padora‘s Box), 讓所有的人類問題都暴露出來. 這將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只有人類解決了這些問題,人類才能成為真正的強者,道德的強者和智力的強者. 但要解決這些問題,人類的每一族群必須自我考驗,自我警惕,自我鞭策,而且必須要開放自我,吸收他人之長,反省自我之短. 更重要的是: 每一個人尤其不能單純的從一個既定的角度來觀察與理解問題,要真正掌握人類問題的緣起與要害就必須具備充分的正確的歷史知識與開闊的理性的世界眼光. 中國不可能徑自到西方取經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西方也絕不可能徑自到中國取經就可以解決西方的問題的. 我們要追其源頭并要找尋一個中西文化與思想的契合點來作為一個新的起點. 這就是我說的尋求人性的原點與界定人性的理想的含義所在.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我們已看到西方理性主義的成就帶來了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民主與法制,從而為西方世界創造了財富和強盛. 然而在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了西方強權的利益爭奪為世界帶來了兩次全面性的浩劫,甚至直至今日我們仍不能不感受到恐怖主義、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 (有別于后殖民主義) 與未來科技戰爭陰影的威脅. 如果十八世紀以來西方理性主義能夠全面接受孔子所主張的 "己所不欲, 勿施與人" 的人道精神以及孔子所強調的 "推己及人"、"和而不同" 的胸懷來善待鄰邦,人類的和平與繁榮可能已早成天下大勢與世界定局.

西方理性主義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而孔子思想卻為何不能導致科技及經濟成果? 我認為答案應該是: 理性的精致系統將人潛在的知識能力發揮出來,所以能達到一個不斷追求的價值目標. 然而人們卻往往忘記,此一理性的精致系統也只是人類生活的工具和文明建設的手段而已,而并非人類終極的生活價值目標. 也許在此一意義下,我更能夠掌握孔子的智慧: 生活是不能封閉在任何一種或一個理性系統之中的,因為生活永遠是要開放的,而人也永遠是一個開放的存在,并應不斷的在人性的一致與人心互通的基礎上追求理性的開放; 但人不只要在理性中生活,而且要面對實際的生命需求和生命價值,創造出更好的理性. 孔子要求人 "志于道,據于德,依與仁,游于藝," 并要求君子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并為 "不器". 這些言論顯然旨在提醒人不可忘懷人的生活及人本身的存在,因為人性實體的開放和生命的智慧正是德性之源. 這些言論也正是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后仍能生動感人地長存于歷史并影響世界的原故. 今天我們不僅要把孔子的智慧與卓見理性地重建和釋放出來,而且還要進一步將此種活生生的生命智慧用來創造時代所需的新理性精神. 換言之,我們不能把孔子的智慧與過時的舊制度混為一談,而是要能把握孔子的智慧,既能出乎其中又能超乎其外,從而用它來為人類解除種種束縛、開啟種種美好價值和創造廣大悉被的和諧. 此即孔孟所謂仁者之道,亦即是有道者之仁.

就目前世界發展形勢來看,我們顯然同時面臨著人類生活全球化的生機和危機. 此所謂"全球化"是指"全球人類社群的一體化",基本上意涵著人類經濟生活的一體化,人類政治生活的一體化,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體化. 此一全球化的過程體現了人類必須進入一個新的全球系統與過程,從而滿足全人類的全面需求,亦即以最小的人類資源來滿足最大的人類需求. 為達到此, 除實現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社會全球化,實無更好的途徑. 這樣的時代將是一個人類文化創新的時代,人類族群參與發展的時代,和人類自我轉化的時代. 此一時代也將把全球化與地方化有機地統合起來以滿足多元文化、個別社群諸種福利的需求. 同時,這樣的時代又將是一個激烈兢爭和無情兼并的時代,優勝劣敗已形成了新的世界潛流. 若要避免世界人類社群的貧富與強弱兩極分化,如何消除權力的宰制與如何建立公義的機制就成了人類面臨的最大的發展課題. 無疑,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人類唯有克服宰制欲、征服欲和占有欲才是正確的抉擇. 為此,我們也必須從儒家的觀點提出全球倫理化的設想.
全球三大文化傳統與 "全球化倫理" 的需求

首先,我們必須要認識: 經濟全球化需要一個全球經濟倫理. 政治全球化需要一個全球政治倫理. 社會全球化需要一個全球社會倫理. 然而,什么是全球倫理的模型典范? 我們又將如何發展此一模型典范呢? 這就需要特別指出,任何倫理實踐典范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生活實際與生活實踐中尋求的,也就是必須在今天的現實世界中實現的. 哪一種生活方式、哪一種思維方式、哪一種行為方式或哪一種生活方式更具有生命力和典范性,哪一種思維方式、哪一種行為方式或哪一種生活方式就更具有對全球人類的吸引力與說服性. 人類全體需要向大同世界邁進,因為和諧的大同世界令人向往,而戰爭紛擾的亂世卻令人怯步. 因之,我認為全球倫理的發展既當求之于不同的文化大傳統的內在精神,也當訴之于一個現實的世界文化共識是否能夠實現于具體的全球的社群和國家之中.

在此,我想舉出人類三大文化傳統與世界社群以闡述全球倫理理論的可行性. 一是歐洲傳統,它由理性主義發展為歐洲共同體的理念; 二是美國傳統,它由實用主義發展為利益集團的理念; 三是中國傳統,它由儒家哲學發展為天人合一、 性理兼顧、知行并重的道義社會的理念. 中國傳統提供了一個強化和諧的社會圖景,顯然更能滿足人類社會全球化的需要,也因之為人類經濟全球化與人類政治全球化提供了一個道德基礎. 然而,問題卻在于如何實現和完善這種人類社會的和諧. 特別是: 如何結合科技及經濟、民主與自由的發展來達到此一人類全球倫理的理想及終極目標? 在此我想先行分別 全球化倫理 (globalized ethics) 與全球倫理 (global ethics) 兩大概念. 全球化倫理有兩項含義: 一是將世界各大族群的倫理結合為一知識的整體,認識其共通與重疊,保存其豐富的差異,并在此理解下,經過對話與相互學習與自我教育與自我提升,消除其矛盾沖突,形成動態的理解與磋商過程,逐漸提煉出可操作的普遍規則. 同時,也逐漸歸納出普遍原則可以相對運作于不同的人類處境類別與范疇之中. 在此理解下,全球化的倫理并非一套抽象的原則而已,而為一套世界人類生活與交往的實際秩序規矩與規則; 二是強調倫理在全球人類經濟、政治、社會交往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是界定人類經濟、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核心精神與動力,也是與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可分開的價值修養. 至于全球倫理一詞則為德國神學家 Hans Kueng 在 1993 年所提出,旨在結合世界六大宗教,尋繹其共同交會之處,形成規則與條文,有如人權宣言,以為各大宗教及其所影響所及的社群遵守實行. 全球化倫理是以連合 (union) 的方式發展,全球倫理則是以 抽象與 尋求交集 (intersection) 的方式提出. 顯然, 沒有前者的發展,后者往往只流于文字與理念上的宣告,而較難獲得實際的應用與發揮實際的成效. 因之,在吾人表述全球倫理之際,吾人也必須強調全球化倫理的更為基礎的與更為動態的實踐性與重要性.

在說明了全球化倫理的特質的基礎上,我想從兩個方面來簡略闡述中國儒家文化作為全球化倫理的理性框架與方法論的支柱.

第一, 中國儒家文化不徑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且是世界東西兩元文化結構中的一個重要選擇. 如果當代西方文化以"非此即彼、彼此對立"為中心典范,中國文化似乎從來就以"彼此兼顧、對立互補"為中心典范. 因之,中國文化(在政治與社會上以儒家為代表)代表了一個人類整體文化的和諧化理想,為世界多元文化所能分享,并提供了一個更切實可行的生活理性的框架. 這即是說中國儒家文化既可成為人類多元文化的最大公約數,也可成為其最小公倍數. 因此,中國儒家文化將是一個十分可欲的未來世界文化,或至少是一個十分可欲的潛在的世界文化. 中庸所謂 "天下日用而不知也." 因而,這就需要中國的學者與全球的文化人不斷地闡明和發揮中國儒家文化的寶貴精華.

第二, 講求儒家文化及其孔子思想正是要講求(不只是不必要放棄)合情合理的及合乎實際的理性科學方法與知識的發展,因為建立和諧統一的社群本身就是理性工具和科學知識的發展,是實現終極人生價值的手段. 儒家思想過去所產生的問題是為了現實的權力而放棄了并無知于如何進行理性的知識的探求,以至造成中國近兩百年來長期的落后與積弱的局面. 今天,中國又處在一個價值選擇的階段,表面上似乎徘徊于傳統思想與科技現代化之間. 然而,深入的看,從傳統中精華化了的儒學,作為經濟倫理或者是科技倫理以及全面的生命和生活倫理,都與現代科學的發展與民主的發展完全沒有沖突. 相反的,它卻原來就潛存于此兩價值之中,無論在歷史上或理論上都提供了發展科學與發展民主一些人性上的根據. 但在西方,理性主義的形式限制了西方的科技與民主,使其無法去自我超越,自我轉化,和自我完善,故而產生了科技與價值、知識和智慧、知識與價值的內在矛盾,并因此常常陷于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 與之相較,儒家文化的理性發展在不斷發展理性而有不斷超越理性.

一般言之,儒家倫理是以人性和仁心為起點,以全體人類的至善目標為終點. 過去它缺乏實現其理想的中間一段的過程. 如今,我們可以看清這中間的一段正是經濟上公平與自由的兢爭,政治上民主與法制的發展,科技上知識與價值的同步. 如果我們不忘卻這一過程的起點與終點,這中間的一段也應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過程. 簡言之,我們必需將起點、過程、和終點有機地融合為一體,才能推展人類倫理的全球化,也方能達到中國儒學自身發展的目的. 為此,人類需要有一個廣大而深入的 "人的再自覺", 這一 "人的再自覺" 并不只是意味著中國文化的復興,而且意味著全球人類的文化的復興,世界和平的真正建立. 因為它不只是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也是與全球人類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它將是東西方文化共同所需努力以達到的一個新的文藝復興與新的生活世界. 這一 "人的再自覺" 將標示人類德性與人類知識充分的結合,使人類全體都能認識到人類生活與人類生命存在的價值的內在性、發展的相互性、多元的差異性、學習的開放性與基本行為規范的普及性. 這一自覺從而能夠面對世界上的任何危機,并使之轉化為生機,從而使世界人類產生一個脫胎換骨的變化,或可稱之為 "全球倫理的進化" 或 "全球道德的進化",或簡名為 "全球的倫理化" 及 "倫理的全球化". 所以,探討儒家的精神、發揚孔子的思想應是當前人類的共同課題,也應是東西方文化共同價值理想的最佳選擇,更是人類尋求和平與繁榮的必經途徑. 以下就儒家倫理學的重建進行一個智性的分析與探討.

儒家倫理學有一定實現道德真理的內在程序,即是先從整體的人的德性著手,不作違反人性之事. 并以發揮人的善性及善的德性為一般行為的規范. 但人為社會的存在,固當擔當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責,甚至也可進入合法的國家機構負擔及履行公共事務的責任. 在這種社會職責及國家責任的要求下,儒家倫理也就表現為一種責任倫理,也就是說,儒家的德性自然依具體的職責具體化為不同的責任. 履行這些責任就是實現德性的一個管道,但這不是說儒家整體個人的德性倫理就不運行了. 事實上,任何責任必須以德性的運行為背景方具有人的特質,否則責任的履行也可看做一個機戒對功能必然性的執行. 任何責任也都需要人的理性的整體判斷,而且是在具體的事物狀態中取得適當的理解后的所作的判斷,并能對此判斷負起責任. 有了具體責任的意識,方能進一步考查履行責任的可能行動的后果問題. 所謂后果問題就涉及到任何責任履行中及其后的利害問題. 凡行一事必有其利弊,只是利弊有其大小、隱顯及遠近的分別. 形式上的理性程序往往是取大略小,彰顯輕隱,看近忽遠, 但如深入理性結構分析,則有不能不就整體的平衡要求及更廣范圍及更大時空中作出負責任的后果判斷. 再此一理解下,如問儒家倫理是不是也是后果主義的功利主義? 或以最大的社會公利為決定責任的準繩? 回答是: 儒家有社會功利主義的一面,但卻并非以功利為決定責任的唯一準繩. 責任是就名份與職責定的,在一般履行的軌道上有其經驗與實踐的有效性,并且為系統性所保障,故行為后果的認定是長期評估的成果. 然而由于具體的情況來具體的衡量后果以為行動的斟酌確實是必要的,因而整體與分別功利后果的考查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