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儒學變成具有國教地位的宗教信仰
2016-07-06 09:44:00 作者:成中英 來源:澎湃新聞
儒學發展的歷史回顧與當代檢視
儒學在中國發展了幾千年，從孔子到現代經過了五個階段：先秦、兩漢、宋明、近代和現代。每個階段代表的意義都不完全一樣。
我們大致可以指出，在先秦，儒學形成一個整體系統，具有發展潛力，是基礎化的胚胎時期?；谙惹厝鍖W和陰陽五行思想，漢代儒學可以用董仲舒的政治儒學為代表。至于政治儒學的概念卻需再探討。通過隋唐經典化的過程，宋明儒學逾越了經典的架構，發展出心性宇宙哲學。宋明儒學的發展既是內向的又是外向的，內向的成為心性儒學，外向的成為宇宙哲學，以張載為代表可以看到儒學的易學根源。
近代，從明朝王陽明開始，儒學逐漸內在化成為一套心學，心學也有各種門派，從良知學到現成良知學，實際上形成了早期的生活儒學。明末清初的社會轉型危機則導向三大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的危機回應哲學，促成潛在的儒學改造運動。也就是基于明代亡國劇變，三大家對儒學進行了新反思，對宇宙哲學思考與政治制度思考都有許多突破的地方；但是相對于時代的危機考驗，儒學并沒有做出系統的創新與德智慧上的更新來扭轉乾坤，可說在開創新未來上比較模糊。這就要求，一方面要超越儒學，批評、檢討儒學的過去，另一方面要創新儒學。到清代，基于易學和《春秋》等經學，學者們對儒學做了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但是對新時代的開發，由于不能掌握新時代的精神，恐怕沒有產生直接的效果。所以整個清代，雖然有戴震可以作為儒學再發展的一個代表，不過戴震也沒有發揮他的作用，他的《原善》與《孟子字義疏證》并沒有產生廣大的改造社會的影響。這一時期，儒學因循舊制，沒有獨立的新面貌。
到了近現代，儒學有其特殊性。首先，儒學必須面對現代性。實際上，“五四”以來儒學成為批評的對象。熊十力提出新儒學，作為新儒家，他一方面企圖恢復早期儒學的經學傳統，一方面他提出回到儒學的本原基礎即易學的傳統，第三方面他對人的心靈結構有一個認識。從這三個方面，可以說新儒學開創了一條新路，但是事實上關于易學的發展，新儒學并沒有繼承下去，而且經學的致用也沒有包含在新儒學里面。在此之前，康有為提出政治改制即公羊改制的理想，這在新儒學里面也沒有體現。不重視新易學以及宇宙哲學是現代前新儒學的弱項，在熊十力的新唯識哲學的引導下，不做易學的根本探討。佛學化呈現在第二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身上。
牟宗三提出宋明理學“以意著性”（劉宗周之語）的認識，即性顯為意，把儒學帶到一種所謂追求無執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現代儒學還需要大量的空間進行發展。因為，從歷史客觀來看，如何在開發古典儒學（原始儒學）、并在此古典儒學的基礎上來開發宋明儒學，來認識儒學的新體驗、并創建新哲學體系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從這點上，當代新儒家（以牟宗三為代表）強調了心性結構而陷入佛學范疇，當然是遠遠不夠的。
大陸儒學這方面，從近三十年的發展來看，想跳出心性儒學的架構，想把儒學用于政事與社會改造，形成現在所謂的政治儒學，也叫大陸新儒家。近十年來，大陸新儒家、臺灣新儒家之間產生了爭辯。 我們可以注意到大陸新儒家的形成發展、與臺港新儒家之間的相互區分以及何以產生區分與爭論，這是一個大問題。問題的關鍵是，現代儒學是否必須以政治儒學為主還是以心性儒學為主，這是不是一個道德的或政治上的選項？這里要首先澄清的是，當代新儒家的三代里面，第二代的牟宗三學派強調心性建立和回歸“智的直覺”，把掌握“物自體”作為最高境界并非唯一的或當代新儒家的標志或標準。我坦率地說，我們也不能不重視唐君毅的文化意識與歷史發展的立場以及徐復觀的主張發展民主意識的建言，更不能忽視方東美在中西文明與哲學的比較的闡說中彰顯中國哲學真誠與創發的形象及影響。
在改革的風氣下，大陸學者提出政治儒學是可以理解的 ，但政治儒學是不是必須排除心性儒學呢？畢竟心性儒學是儒學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大陸儒學和臺港儒學，事實上，不應該看成個人、黨派或門戶之爭，而應看作學術系統發展內涵的認識。把當代新儒家只看成港臺的第三代，而沒有看到大陸儒學的發展，也是非常偏頗的。就我個人而言，我或許屬于當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但重視儒學的宇宙創發精神，重視儒學的整體的哲學思想的系統建立，這是當代儒學面對現代性的一個的新發展。在今天時空一體的狀態下，不能糾結于臺港和大陸之爭上面。否則變成門戶之爭，不利于儒學的發展。
這涉及到儒學的歷史使命和歷史問題?，F代儒學還在醞釀中，我們須從儒學的歷史使命和歷史課題來了解這一點。儒學的歷史使命和歷史課題是什么呢？就是面對現代性，儒學如何發展的問題。回溯儒學發展的歷史，相比于先秦儒學，西漢儒學以象數為主的宇宙論和政治哲學并沒有彰顯儒學深層次的宇宙根源。宋明儒學（二程、朱子）強調人的內在心性結構，強調理氣二元的發展，強調人的價值方向不應排除儒學深化與環境倫理的關系，建立人的生命倫理和環境生命倫理的關系。在這點上，王夫之有很多發揮。但不能把儒學看成只是良知的發用，而不是理性的建構而用來改善人生。儒學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它的缺陷。所以，第五階段的儒學即現代儒學必須好好掌握這些問題。如果沒有好好掌握儒學存在的問題，就沒有辦法好好地提出解決方案；同時，必須好好掌握現代性，儒學才能做出一種全面的整體的積極的具有創意的回應。
而且，我們應該記住，西方在發展過程當中，進行著一種文化自覺的理性的整合，有所謂的工具理性把理性工具化，達到創建制度的可能性。不能忘記的是，理性制度、理性工具背后有人的主體的動力，認識到人的存在在于追求實現滿足人的德性與價值，這是生命倫理，是自主、自發、自立的需要。這是一種生命力，有創造自我和實現自我的作用。即使在歐美，現代性背后的主體性，即人的主體性，來自于中國的儒學。我一直強調這一點。在17、18世紀西方耶穌教會到中國來傳教，它的目的是宣揚超越的上帝，而面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需要對中國推崇的道德主體有所回應，但這個回應卻反向地影響了西方。西方人把道德主體轉化成理智的自我，實現了工具理性的重建。由此，西方啟蒙內容包括追求積極的平等、自由，追求個人的福利，追求博愛開放的社會，追求正義，甚至追求實現個人自然欲念的經濟價值。
但這里面有西方的一種特殊性，在道德主體里有工具理性從而能夠進行制度建構，而在制度建構過程中就產生了亞當·斯密所說的市場經濟來實現個人自由，維護社會秩序，這是理性的運用。這就用“無形的手”（市場經濟）來代替“有形的手”（政府），積極發展經濟來實現主體人的自由。當然這里面問題很多。比如主體的自由與平等和群體的自由與平等的沖突矛盾，面對利用個人自由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導向了革命重建的需要，導向了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回顧這些存在上的、意識上的、認知上的動力形成的現代性，恰恰是彰明了儒學內涵的價值。也就是說，中國的儒學，它的創發性沒有發揮出來，目前反而要借助西方回歸人的自覺的主體，從物質欲望中解放出來，實現一個理性制度建構的愿望，因而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具有全球性的理想，而為后后現代性奠定一個動力基礎。這實在是一個吊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