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中，典型的儒家思想者是那種具有深沉的歷史意識、嫻熟的琴棋書畫藝術技能以及對政府日常事務深切關注的地方學者-官員。如果將哲學寬泛地定義為由洞察力方面的訓練有素的反思而形成的教言，那么儒家思想對于人類境況的觀察與承當確實是卓越的。它是一種具體的思想形式，其洞察力發生于實踐生活。不同于希臘哲人、希伯來先知、印度教宗、佛教僧侶或基督教牧師，儒家學者參與社會，投身政治，并且致力于現世文化的創化。
我們可以發現儒家學者與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的觀點具有某些顯著的類似，但構成這些觀點的觀念卻各不相同。源于俄國知識階層的現代西方知識分子觀念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是一種世俗的人文主義。而儒家學者則從宇宙學以及人類學的觀念得到啟示，從而完全摒棄了人類中心主義。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對現代西方知識分子具有號召力的兩種恰當方式是科學與政治學。儒家知識分子在關切政治、參與社會的同時，還必須通過教育致力于文化結構的調整與發展，以免社會和政府僅僅被財富和權力所統治。隨著神秘境界或普遍友愛的解魅，現代西方知識分子——如同韋伯自己承認的那樣——已被科學、技術和專業主義所支配，因而變得與宗教事務不再和諧，而且對于獨特的本土知識也予以忽視。然而，從近幾十年來北美和西歐學術界對于民族、性別、語言、領土、階級以及信仰的興趣高漲的情況來看，韋伯的植根于抽象普遍主義的現代觀似乎已與時代相悖。
儒家知識分子的觀念——關心政治、參與社會、創造文化——看來對于學界、政府、傳媒、企業、宗教以及公共組織中的那些關心世界事務、參與社會實踐、獻身于文化風俗完美的從業人員具有特別的參考作用。在這一意義上，儒家學者無論是精神上的自我界定還是社會功能，都比希臘哲人、猶太先知、印度教宗、佛教僧侶或基督教牧師更令人聯想到現代知識分子。而且，基于對環境惡化、社會分裂、分配不公的普遍關注，儒家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義看來比啟蒙時代以人類為中心的世俗人文主義更加切合當前的時代精神。
十多年來，我一直基于儒學進行啟蒙反思，因為我強烈地認為，現代西方強勢意識形態盲目否定的后果已使中國傳統精神資源邊緣化，并且威脅到中華世界的核心價值乃至人類的未來生存。我確切地意識到，啟蒙心態業已成為現代中國意識的明確特征，而且由于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某些最時髦觀念的推波助瀾，它已基本上摧毀了儒家傳統，以至任何對儒學進行重新思考或使之恢復活力的努力都必須以啟蒙主義的評判作為出發點。我對于啟蒙主義的批評力圖從總體上對它加以拓展、深化和豐富，而不是加以解構。
艾得溫·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教授于1973年向由亞洲學會主辦、在日本舉行的“東北亞的道德活力”會議提交了一篇具有思想挑戰性的文章，認為“儒家世俗倫理”“在東亞發揮了基督教在西方所發揮的一統作用”。他指出：
東亞四國（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的基本倫理觀念以及價值體系令人驚異地相似。例如他們都非常強調家庭穩固、子女孝順、個人服從群體、與權力沖突之平衡相對的群體和諧觀念、社會組織、細致的政治（而非宗教或純文化）的整合、以勤奮工作為價值、節儉、以教育作為道德提升以及個人和家庭達致成功的正道；誠然，日本人在這些價值之外還特別強調根源于其封建歷史的堅忍、尚武以及超家族的忠誠。由這些基本觀念可以看出，東亞在許多方面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單元。
關于“儒家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反思——儒家知識分子指那些獻身于政治關切、社會參與以及文化新創的東亞以及北美（僅指現代新儒家）的知識分子——我試圖提供一些嘗試性的、希望有所進展的思想；知識分子問題是一個有待探討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中，文化交叉以及多學科共同參與可能在東亞研究方面取得豐富成果。
柏克萊歷史學家戴維·凱特利(David Keightley)在其《關于中國人如何形成的思考》中認為，從新石器時期到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20），文化傳統的擴展與延續成就了今天的中國人，他列舉了七個特征：
1． 社會等級的區分；
2． 大規模動員的勞動；
3． 對于群體而非個人的重視；
4． 對于生活各個層面的禮儀的強調；
5． 對于正式場合以及典范的注重；
6． 義務、責任和競爭倫理；
7． 悲劇感和幽默感的缺乏
與《圣經》中挪亞的故事意義相當的禹的神話使我們發現凱特利的看法是有見地的。禹的故事代表了中國人對于世界范圍的洪水傳說的反應。這位中國文化英雄運用人的創造力抗御自然災難。他通過對各個方面的卓越的協調而得以控制洪水。首先，他通過示范來激勵人民，治水九年他從未回家。其次，他的領袖魅力增強了他的自我奉獻精神，從而使他能夠動員成千上萬的民眾進行這一巨大的、常識無法理解的系統工程。再次，與其父采用筑壩攔洪的方式招致失敗不同，禹研究地勢，分析災害的性質，形成了一套總體的可操作的方案，從而治服了洪水。他最終疏導了華北平原的洪水，將帝國劃分為九州，并且根據土質，將水源均衡分配給各封建君主。傳說禹始建中國第一個朝代——夏（公元前2205？—公元前1766？）。
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主流理論”注重宗教和政治，哈佛考古學家張光直就主張這一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凱特利的看法似乎過于世俗和理性化，以致與古代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深厚的宗教意識不相吻合。在原始宗教的事務規則中，權力、威勢、影響力以及聲望均以通達上帝的強烈愿望為中心。如果我們將儒家人文主義傳統作為與商代巫文化既相聯系又相分離的辯證過程，那么這種發生于原始政治文化的特殊形態的人文主義就既是倫理的，又是宗教的。事實上，倫理效應與宗教真確性的相互作用為包容的人文主義的生命取向提供了潛在勢能。迄于西周，隨著天命觀的出現，巫教的特殊形式業已顯示其確證現實社會政治秩序的本身價值的內在特征。然而，吊詭的是，這種內在特征絕非虛無的超越物，注意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
人的自省
從周代早期銅器銘文所反映的社會秩序建構、勞力動員、群體精神、禮儀體系、藝術裝飾、工作倫理以及改善現存狀況的信念中，突出表現了人的特征。通過對這一文獻的研究，陳榮捷將中國哲學的特征直接歸結為人文主義，看來具有自證的正確性，但總體上卻過于簡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