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超大型、多民族、長歷史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命題、思想命題和學術命題。其中最富有理論含量和解釋空間的一個命題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命題提出之后，理論界展開了熱烈討論，一批文章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理論上、思想上的探討。
自從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國內外普遍關心的是如何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也就是說，在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上，我們能否締造一個現代化的中國范式？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于這個問題給予了非?？隙ǖ幕卮?。
所謂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堅持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現代化。為什么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社會政治體制從學理上，即從政治學、管理學上如何把握？這個問題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首先與中國獨特的國情及其文化傳統密切相關。要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就必須理解中國獨特的國情及其文化傳統。
那么，中國國情究竟是什么？我概括為三點：
第一，中國是一個超大型、超大體量、超大規模的國家。中國擁有14億人口，橫跨溫帶、熱帶、寒帶，從地理空間上講非常復雜。這樣一個超大規模、超大體量、超大型的國家，總會帶來特殊的治理難度和發展問題。量變引起質變，作為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之一，完全有道理。
一個14億人口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和一個2000萬人口、5000萬人口、6000萬人口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不可同日而語。在性質上，在治理難度和現代化發展的復雜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語。大家可以通過舉辦學術會議來理解這個問題。比如，我要辦20個人的會議，不需要成立一個專門的所謂的接待小組、學術組。如果我要辦一個100人的會議，我必須得有一個專業的隊伍，接待組、學術組，還有其他的小組去管理這個會議。那么如果我要辦一個500人的會議，當然情況更不一樣。規模大小和管理難度的高低呈正相關。中國是一個超大型、超大體量、超大規模的國家，這是第一個特殊的國情。
第二，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從中華民國一建立，孫中山先生就提出一個口號“五族共和”，漢族、滿族、蒙古族、藏族、回族五族共和。中國的少數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甚至一些少數民族還有自己獨特的文字。那么既然是多民族，就必須在政策上有差別，不能一刀切。要考慮很多變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就帶來一系列特殊的復雜性。
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大多數民族聚居在一起。比如新疆大部分是維吾爾族，內蒙古大部分是蒙古族，西藏大部分是藏族。這是第二點特殊的國情。聚居和雜居所造成的歷史后果不可同日而語。
第三，中國是個長歷史的國家。中國有著久遠文明體系。學術界認為，在5000多年歷史當中唯一保持連續性的只有中華文明，像古埃及、兩河流域、古印度文明都中斷了，這是常識，不必多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考古發現的重大成就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歷史長就帶來一個問題，包袱重，有積淀，凡是有超長歷史的國家都會面臨這個問題。但中國是一個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國家，卻有著一套獨特的治理體系和治理傳統，走著一條獨特的道路。中國有著獨特的傳統、獨特的文化、獨特的表達符號——漢字，獨特的藝術審美。一個有著5000年歷史的國家，就像一所百年老校一樣，沒辦法完全推倒重建，只能見縫插針、修修補補，無法做到整齊劃一，所以會由此帶來特殊的管理難度。
超大型、多民族、長歷史這個國情給中國帶來了特殊的治理難度和諸多發展問題，也造就了中國獨特的國家治理理念和傳統。
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強調了黨的領導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也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國家治理體系當中特別規定，把堅持黨的領導作為國家的根本制度確立下來。對此一些西方人不理解，他們不理解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價值觀的不同；另一方面是他們不理解中國特殊的歷史軌道。
如上所說，超大型、多民族、長歷史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狀況。而要駕馭這個超大型、多民族、長歷史的國家，必須依賴一種強大的組織力量。
基于國情的治理體系與傳統
在中國古代，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的力量，主要是皇權?；蕶嗔α侩m然是按照血緣關系組織起來的，但它是一種有組織的力量。1912年推翻帝制之后，中國陷入軍閥混戰，一盤散沙。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歷史結果？關鍵就在于，管控這個社會的有組織的核心力量突然出現了真空。重建掌控中國社會的核心力量是20世紀中國社會一個重大任務。
事實上，從國民政府時期開始，就想重建掌控國家的這一力量。在現代制度框架之下，這一力量只能以政黨的形式出現。政黨是按照特定的政治理念、特定的紀律原則組織起來的。從孫中山先生開始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并從實際行動上要重新建立這個力量。“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就是其政治理念。但是國民黨缺乏鐵的紀律。后來，孫中山先生提出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由于是一個松散的聯盟，國民黨始終沒能完成“核心力量”的重建，這是一個事實。這一重建是在中國共產黨手里才得以完成的。中國從此重建了一種能夠維護大一統局面的穩定力量，這就是黨的領導的作用。我們需要從學術上，包括政治學、管理學上去理解這個問題。
總之，駕馭這樣一個超大型、多民族、長歷史的國家，必須依賴有組織的力量。這個有組織的力量，要么按照血緣原則來組織，比如在中國古代；要么按照政治原則來組織。而這個重建過程在中國共產黨這里完成了，這就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黨的領導”作為國家根本制度確立下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經常打比方說，中國社會、中國歷史好比一輛有軌電車，自古以來有固定的軌道。這輛從5000多年前開過來的電車，無法沿著西方式的民主框架走。中國今天走的這條道路從古至今是歷史的規定。為什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什么要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國家制度的一個規定，放在國家治理體系規定的核心地位？就是因為中國社會走的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由于超大型、多民族、長歷史的特殊國情，我們在歷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傳統，其表現就是大一統的國家、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按笠唤y”的理念是幾千年中國歷史經驗教訓的思想總結。
為什么我們一定要始終維系、維護這樣一個統一的局面？中國歷史告訴我們三點：第一，這片土地必須統一，這是5000多年歷史造成的中國根深蒂固的觀念。只要是中國人，這個觀念從潛意識里就牢不可破。第二，如果這片土地發生分裂，一定會兵連禍結，覆巢之下無有完卵，各個社會階層都將無法幸免于難，文明果實都會在分裂中化為灰燼。從秦至清兩千年的歷史，是這一看法的鮮明例證。第三，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個朝代，都必須有義務來維護這個大一統的局面。如果哪個朝代、哪個政權、哪屆政府無法維系這種大一統局面，嚴格地講，它就在中國喪失了執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中國自古以來的“大一統”觀念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是巨大的治理需要造就了當下的治理結構，是這片土地的穩定需要造就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這片土地要維護統一，不能分裂。西方社會科學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強調，是需要或功能造就結構，而不是結構造就需要，并不是由結構派生出相應功能。治理結構、社會政治結構是什么樣是由需求來決定，由功能來決定。總之，是我們這個超大型、多民族、長歷史的社會需要這樣一個核心力量來掌控，需要這樣一個有組織的力量來維系、來治理。當下依然如此，甚至尤其如此。
“統一性”植根于中華文化
中國社會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牢不可破的“大一統”觀念，而且其政府必須有義務來維系這個局面？我覺得這主要源于儒家文化，是儒家提供了這個觀念，是孔孟之道提供了這樣一個觀念。
孔子周游列國的全部追求是再造秩序，重建秩序，恢復周禮。而周禮就是一個社會秩序，一個社會政治結構。孔子經常夢見周公，他認為周公是這個理想體系最好的代表人物?？酌现涝跉v史上也被稱為“周孔之道”，因為孔子是按照周公的理念去應對春秋時代所謂春秋五霸的局面?？鬃訉Α岸Y崩樂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痛心疾首。他認為按照周禮，禮樂征伐應該自天子出，不能自諸侯出。當然他對于從何處著手重建秩序有一套自己的理念想法，盡管當時那些諸侯王并不接受他的主張?？鬃印墩撜Z》的背后都是對秩序的追求，對“禮治”的追求，對穩定的追求，對“大一統”的追求。
不僅孔子，孟子也是這樣。孟子跟梁惠王對話的時候，梁惠王專門向孟子請教未來天下大勢的走向會是什么樣，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孟子說“定于一”，必須走向統一，必須重建天下的秩序。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作為一個國師提供治國的方案，他的《天人三策》專門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痹谒磥恚笠唤y不僅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且要放之古今而皆準。這是所有儒家的追求，大一統這種觀念是儒家的主要觀念之一，這個觀念對于維系中國的大一統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大一統”觀念就是儒學帶給中國人的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只要讀《論語》，就會不知不覺接受這種觀念。只要看《三國演義》，就會不知不覺接受這種觀念。在從事歷史創造的時候，就是這種不自覺接受的觀念在起支配作用。這種牢不破可破的、種在我們腦子里的、實實在在的大一統觀念，相當程度上是儒家傳播而來?！岸氖贰卑讶寮疫@種觀念完全化作具體的編纂。那么“二十四史”為什么是本紀、世家、列傳的結構而不是另外的結構，這實際上是當時社會結構的折射。這個歷史編纂的背后是什么？是儒家的觀念、是大一統的觀念、是正統的觀念。
儒家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觀念？這又牽扯到對儒家思想學科屬性的認識。儒家為什么一定要維護這樣一個大一統的局面？這是儒家之所以成為儒家本質所在。儒家是一個有著強烈的使命擔當的思想流派，把民族和國家擔在自己肩上，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個人感覺，儒家思想是一種典范完備的社會發展理論。儒學不是修身養性的倫理學，不是一種單純的道德哲學。格物致知也好，修身齊家也好，最后落腳點都是治國平天下。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為公、治國平天下。把社會、歷史扛在肩上，把國家發展、民族統一和文明延續扛在自己肩上，這是儒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強調“必須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理念融通起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雖然從主張來講是近期提出來的，但絕不意味著在這之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發生聯系，只是我們現在更自覺了。所以我認為，我們黨和國家歷來對統一的執著，說明我們早已接受并繼承了“大一統”的觀念。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繼承人，這句話是有內涵的。大一統的理念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被接受下來。這也是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在今天依然具有很高價值的地方，是值得我們在社會治理上高度關注的問題。
中國社會、中國歷史是一輛有軌電車，自古以來有它固定的軌道。我們沿著這條軌道，用了5000多年時間，從古代社會走到了現代社會。歷史和現實證明了這條軌道的獨特性和有效性，也證明了中國不可分裂、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可離散、中華文化不可消解。這條由中國歷史、國情和觀念所決定的軌道就是“中國道路”，這條道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未來我們必定還會沿著這條軌道奮進前行，繼續創造中華民族的新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