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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是一個開放包容、兼收并蓄、消化吸收、吐故納新、融合統一的巨大洪流，她以自強不息、勇往直前的氣魄消化了外來文化，融合了本域多民族文化，清理和改造了落后文化，發展和壯大了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和主流，積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創造，延展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浸透了歷代國人的情感和追求，滋養著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鑄就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繁衍強盛的根和魂。正是這種強大的文化力量，熔鑄了中華民族品格和區別于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標識，使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自立于世界的東方，綻放著獨特的魅力和永久的風采。

　　近年來，隨著考古事業的深度挖掘和出土文獻的整理出版，我們整體上對中華文明的起源、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國主流文化的強大生命力等重大問題有了新的發現、新的認識和新的判斷，因而一批學術成果也公之于世。特別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重要論斷，進一步解放了學術思想，以堅定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探究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秦文化研究就是其中的一個典范。陜西省、西北大學共同以“秦史與秦文化研究叢書”編輯出版為基礎搭建了大平臺，聚集了全國一大批秦史、秦文化研究的學術力量，全方位、多角度、跨學科考證、考察、研究秦文化的歷史價值和在中華文化融合統一中的特殊作用，不僅取得了很多學術成果，而且在資深專家的指導下，帶出了一批青年學者，為這項工作培養了持續深化推進的人才，這些經驗都是值得總結和推廣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秦朝統一是中國多元文化融合發展的重大轉機。

　　中華文明的起點在哪里？中華文化的源頭在哪里？這一直是國內外學者探究和爭論的問題，至今也難下定論，因而只能認定為多點起源，多樣發展，融合而成。所以，可以肯定地說，秦朝統一、中央帝國的建立是中國疆域內多民族文化融匯統一的重大轉機。其表現至少有以下四點：

　　第一，實現政治統一為文化統一創造了條件。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在喜馬拉雅山和阿爾泰山以東的高原大山、江河平原以至東海之濱，就有群落生產、喪葬、祭祀文化遺存。到了夏、商兩代中華先祖已經從尊天命、敬鬼神、占人事的“神秘”文化進入了創造自然文化的時期，像大禹治水、甲骨文、青銅器銘等標志著那個時代人類文化創造。尤其是到了周朝，禮樂文化出現，禮樂文典的修編，以及諸子百家學術開放性的百家爭鳴，影響到各國的治國理念、生產和生活方式、社會風俗及喪葬禮儀的變革，加上周王室禮樂文化并沒有走出貴族的大院，對封國、方國及較遠地方的影響很小。及至春秋爭霸、禮崩樂壞，各國的文化自然是五花八門，獨自生長了，誰也無法統其唯一。而秦王朝實現了政權統一，必然為帝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藝術統一奠定了制度、法律和行政基礎。此后秦國統一文化的措施也證明了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第二，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能夠借助政權政令的力量推動多元文化的融合統一。夏商周三代實際是部落聯盟性質的國家形態，沒有形成國家體系，更沒有“中央權威”，對于封國鬧事、叛臣造反，多是“借兵”討伐平定，封國自成一統，政令難以統一。此種局面，哪里還談得上“文化統一”。而秦則不同，他統一之后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權機構和郡、縣治理體系，政令一統，號令全國，強硬地推行了書同文等一整套文化政策，從文化基礎要素上重點解決文化融合和統一的障礙，使中國文化發生了質的飛躍。

　　第三，在強力推動文化融合中提煉主流思想文化，強化了國家認同的意識。由于長期的群落、部落共同體的生活方式，導致政治實體林立，文化樣態多元，直到周王朝域內亦是萬邦并存，爭奪地盤和生存空間的戰爭連年不斷，而秦國在其中期就把握了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以建立統一的帝國霸業為主流思想文化，指導興業治世，教化百姓。正如荀子考察秦國后言之所見：山林川谷美，地是形勝地。風氣清、百姓淳樸，都邑官府恭儉，百姓肅然，士大夫出入公門，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古風也。觀其朝廷，處理百事立決，佚而治，約而詳，治之至也。（原文：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這種文化景觀，充分證明，秦在“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進程中，十分重視主流文化的建設，秦王霸業既成后，經過呂不韋、李斯等代表性人物的大規模修編歷史，進行廣泛的學術爭鳴，進一步解決了正統的歷史觀和秦王朝意識形態主導方向。自此以后，這種正統文化就成為歷朝歷代繼承的遺產和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客觀上也鞏固了統一文化的地位。

　　第四，具有歷史進步性的秦文化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中擔當了主體責任，改變了中華前3000年以來的文化面貌。由于政治、經濟、地理、歷史及自然環境等多方面的原因，秦國較早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首先是秦國在鳳鳴岐山的周興腹地創業，繼承和接收的周初文化要比六國多得多，含有“三代”文化血脈。其次是地處西部，養馬為業，較早吸收了西來的歐亞草原文化。再次秦國與北方游牧民族比鄰而居，交往互動比較多，深受影響。而與中原農耕文化也有密切的關系，因為秦國活動的重點是在涇、渭之間及涇、渭、汾構成的黃河三角地帶，所以其也是黃河文化的創造者。正是這種開放文化擴大了秦人的眼界，提升了他們的精神境界和認識能力，才使他們掃六合，定一統。因為強大的文化力量和奮斗精神，造就了秦國足以吞并六國的軍事實力。秦統一政權建立后，就用政治、經濟、交通、傳播的多重力量把其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推向了全國各地，形成了中華文化綿延不斷的主體性。秦文化在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發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必須予以肯定。

　　總而言之，政治的統一，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多個分散的多元多樣的文化實現融合統一，形成自己的主流文化體系，這是不言而喻的。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秦帝國實行的“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政策，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此后，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這個論斷是非常明確的，這個基調是非常正確的。特別是北大秦簡、岳麓秦簡整理、修復、譯介、研究公開出版后，我認為許多歷史公案值得重新審視、重新求證，秦代的文化成就需要重新評價，使之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這對于鞏固多民族國家的團結統一，對于中華主流文化血脈的傳承，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歷史意義。期待專家、學者繼續堅持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以科學和專業的精神，深耕秦史、秦文化研究，力爭在多方面有新發現新成果。

　　（作者為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