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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龍擺尾辭舊歲，金蛇狂舞鬧新春。每逢過年，民樂《金蛇狂舞》的激揚旋律便總是縈繞在大街小巷，烘托出熱烈喜慶的氣氛。這首樂曲由革命音樂家聶耳先生根據其故鄉昆明民樂改編而來，無論從音樂形象還是命名來看，都無不給人帶來力量與希望，充滿了畫面感。用聶耳自己的話說，他希望這首曲子“要讓聽的人都激動得跳起舞來”。

　　音樂家用抽象的音符，塑造出狂舞的金蛇，以不屈不撓、昂揚向上的精神，讓它成為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難忘記憶。回望歷史長河，國人描繪蛇的歷史頗為悠久。這些形態各異的蛇，不僅展現著不同歷史時期中國人的審美追求，更成為華夏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創造。

　　在中華民族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就可讀到有關蛇的詩句。例如《小雅·斯干》一篇里，便有“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之語，意指如果夢見蛇，那是將有女兒出生的吉兆。這既反映出蛇在古人心目中與女性之間的象征關系，更體現出其所蘊含的神秘屬性。

　　華夏民族很早就將蛇作為圖騰之一。建立了夏王朝的大禹，傳說其母名為“修己”，“己”與“巳”相通，而“巳”字的寫法又是從蛇形演化而來，所以“修己”的字面意思便是“修長的蛇”。一般認為，她便是來自以蛇為圖騰的部落。其子之名“禹”字的寫法其實也與蛇形有關。而大禹的兒子夏后啟，在《山海經》中亦被記載為頭飾兩條青蛇的形象。上古的神話傳說一再顯示出蛇在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這一點也為當今不少考古發現所印證。例如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其細長而扭曲的造型便應源于蛇的姿態。該器一端較大，左右對稱并呈方形布局，好似蛇的頭部，而其上兩個凸起的圓形裝飾，又與蛇眼十分相似。遍布器物全身的綠松石，以小塊拼鑲而成，一如蛇軀所覆鱗片那般閃亮。夏王朝這種源自蛇的圖騰信仰，對于后來逐漸融合而成的龍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而在“龍”字的繁體寫法中，依然保留著“巳”字的結構。

　　作為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圖騰，龍的形象廣為人知。然而，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考證的那樣，“龍”在最初本就是一種大蛇的名字，而龍具有蛇身，也能表明“龍的基調還是蛇”。國人至今都習慣將蛇稱為“小龍”，更將不少龍蛇形象的作品同題并論。山西陶寺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曾出土一件距今4000年左右的“龍盤”。在這件新石器時代的著名遺物內側，以彩繪的方式描繪了一條卷曲的“蟠龍”。然而這條“龍”沒有足，其口部還繪有鋒利的牙齒與吐出的信子，這些正是蛇的特征。同時，先民們還用略帶弧度的筆觸，刻畫出遍布蛇身的鱗紋，進一步增強了畫面的寫實趣味。以蛇裝飾陶盤的做法，直到夏朝依然流行。現藏中國考古博物館的魚蛇紋大陶盆同樣出土于二里頭遺址，在其口沿的內側器壁上，堆塑了一圈蛇紋。這條蛇首尾相顧、纖細靈巧，同樣可被視為早期蛇崇拜的代表作。

　　上古先民對于蛇的崇拜，還集中體現在對神話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例如夸父、共工等，其造型都與蛇有關?？涓钢鹑盏膫髡f十分有名，而據記載，他便是耳戴兩條黃蛇玉飾，左右兩手各執黃蛇與青蛇的形象。共工原本是堯帝的臣子，后來逐漸演變為上古帝王和部落首領，他則有著人首蛇身的外貌，且其臣屬兇神相柳亦是九首蛇神。在眾多與蛇有關的神仙形象中，尤以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媧最為經典而知名。

　　由于保留了母系氏族社會的遺存，至少在戰國時代，關于女媧的傳說已經廣泛流傳。屈原在他的《楚辭·天問》中，就曾發出“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的嘆問。東漢文學家王逸在此句下面注解道：“女媧，人頭蛇身?！敝该髁伺畫z的形象。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T形帛畫”頂部中央，便可看到人首蛇身的女媧畫像。這尊女媧像上半身為漢代女性造型，蛇軀則纏繞成團，凌駕于描繪墓主靈魂升仙場景的整幅畫面之上，顯示出其重要性。東漢時期，女媧信仰更為流行，其傳說故事也更為完備，她以造人與補天的不朽功勛，成為中華民族萬世敬仰的創世女神。

　　除了單獨出現，女媧與伏羲更常被一同描繪。東漢詩人王延壽曾經游覽過魯國境內的靈光殿。這座華美的建筑，始建于西漢景帝時期，幸免于兩漢之際的兵火，還保留有繁復的壁畫裝飾。游覽過后，王延壽寫下著名的《魯靈光殿賦》，文中歷數了他當時所寓目的畫面，“伏羲鱗身，女媧蛇軀”的圖畫赫然在列。盡管今天已經無法看到魯靈光殿壁畫中的伏羲女媧，但是從兩漢時期所保留下來的不少畫像石中，依然可以看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形象。例如在山東沂南北寨以及嘉祥武氏祠等處出土的畫像石中，就時常可以看到繪有伏羲女媧的畫面。他們分別位于畫面的右側與左側，各自手中舉著曲尺與圓規，上半身朝向不同，但下半身纏繞在一起?？坦ど踔吝€用波浪線刻畫出鱗片的痕跡，強調出蛇軀的質感。值得注意的是，蛇軀顯然并不僅限于伏羲女媧的表現，在二人周圍翻飛的羽人也被刻畫成人首蛇軀的模樣。因此，或許可以認為“人首蛇軀”正是兩漢之際仙人造型的特征之一，而這也顯示出蛇在此時所散發出的神性魅力。

　　流行于兩漢之際的伏羲女媧像，確立了這類圖像表現的基本模式，影響十分廣泛深遠。從中原到西南，從東部到西北，甚至在新疆，都能看到伏羲女媧像的遺存，其中又以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墓葬群集中出土的繪制于公元3至8世紀之間的大量伏羲女媧圖帛畫最為引人關注。雖然這些帛畫看上去構圖相似，但仔細觀察，卻不難發現伏羲、女媧的妝容和服飾亦隨時代變遷而變化。這些不盡相同的伏羲女媧像，不僅反映出各歷史時期的風貌，更是中華文明交融的生動寫照。

　　兩漢時期，除了將蛇軀與人首相結合，塑造出伏羲、女媧等諸多神仙形象外，還將蛇與其他動物組合在一起，形成更為豐富的神仙圖像譜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玄武形象的產生。至少在戰國時期，“玄武”就被確定為北方之神，后又因循五行學說成為水神。一直以來，“玄武”都是僅以龜為形，直到漢代才轉變為龜蛇相結合的圖案并流傳至今。在大量的漢代瓦當、畫像石中，都可以看到幾條蛇纏繞于龜身的玄武形象。東漢后期，隨著道教的興起，玄武又被吸收成為該教所崇奉的神明并越發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特別是在宋、明兩朝，對于玄武的信仰尤甚。千百年來，這龜蛇一體的形象始終默默守護著北方的安寧。

　　除了與龜結合，歷史上人們還將蛇與兔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表達美好的祝愿。至今民間還流傳著“蛇盤兔，必定富”的說法。人們認為，當生肖兔與蛇的人結婚，必將大富大貴。這一說法的起源尚不清楚，但卻反映出民間對于美滿生活的向往。在陜西、山西等地區的民間剪紙中，一直保留著這一經典主題。這些剪紙造型生動，構思精巧，往往利用蛇的卷曲身姿，形象地將兔子“盤”起，一如玄武的形象那般，展現二者之間緊密的聯系，象征婚姻的美滿幸福。

　　民間剪紙中常見的蛇形象，除了“蛇盤兔”題材以外，還有“蛇神”。這類剪紙往往刻畫雌雄對偶的人首蛇身形象，與伏羲女媧圖像存在一定的聯系，但又已經擺脫了伏羲女媧的標志性特征，進而演化為純粹的蛇神。

　　中國民間最為家喻戶曉的“蛇神”，恐非《白蛇傳》中的白蛇、青蛇莫屬。這個古老的傳說，講述了千年白蛇化身報恩的故事，歷來為百姓津津樂道。其中諸如水漫金山、游湖借傘等不少經典場景更是被傳統剪紙與年畫廣為表現。以白蛇、青蛇為代表的所謂“義妖”，實際上正是反映人心冷暖的鏡鑒；而對于他們的喜愛，也恰好展現出廣大中國百姓崇尚正義與良善的品格。

　　從《金蛇狂舞》的飛揚曲調到蛇化為龍的圖騰變換，從伏羲女媧的人首蛇軀到龜蛇、兔蛇相融合的吉祥意涵，古往今來，蛇在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中如影隨形、相生相伴。它承載了厚重歷史與美好祝愿，穿梭于人神之間，游弋在耳目心田，護佑著國泰民安。

　　（作者：王瑀，系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