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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文化創造活力不斷激發，文化自信不斷堅定，文化主體性不斷確立。這不僅極大地凝聚了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文化向心力，也為喚起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主體性提供了成功典范，對消解西方文化霸權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歷史之思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不間斷的古老文明，以自成體系的生態系統綿延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這一文明特質的凝練表達。

　　長期以來，在與周邊文明的互動中，中華文明長期處于“文化高勢位”，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自我標尺衡量他者的認知慣性。但是，這種先天的優越感在1840年后被一步步擊碎。西方列強不僅以堅船利炮擊破了“天朝上國”的物質外殼，還摧垮了文化主體性的精神根基：儒家倫理建構的“天下觀”在資本邏輯與殖民實踐沖擊下崩塌；傳統知識體系被貶斥為“落后”符號，不少知識分子陷入“認不清自我、讀不懂他者”的認知撕裂。

　　正如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尖銳指出的，殖民主義不僅掠奪物質財富，更摧毀被征服民族的精神尊嚴。這種主體性危機直接導致歷史進程的被動性——從“師夷長技”的器物模仿到“全盤西化”的制度移植，每一次轉向都伴隨對自身文明根基的懷疑。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近代中國試圖借用傳統的體用框架來解決文化主體斷裂的問題。但不管是“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本質上仍將文化主體性禁錮于“體用二元”的牢籠。“中體西用”論將傳統文化固化為靜止的標本，恪守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教條，西方文明被工具化為應急藥方；“西體中用”論則否定傳統文化的根本，試圖通過全盤西化改造中國，最終被證明是失敗的選擇。

　　這種歷史與文化的別扭狀況，這種主體性價值真空狀態，直到中國共產黨人登上歷史舞臺后，才逐漸找到解決的方案。新文化運動后期的思想覺醒，標志著破解困局的轉機。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洞察到“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只有中國化才能發揮思想偉力，別人的經驗只能借鑒而不能照搬。

　　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第一次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僅具有理論層面的革命意義，也具有文化層面的啟蒙意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覺醒，也是以黨的理論覺醒所牽引的中華民族的文化覺悟。此后，“走自己的路”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綱領，一步步引領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在一種古今中西大歷史觀中確立自己的存在位置。這就是一種文化主體性。

　　時代之問

　　歷史和現實昭示，文化主體性既非先驗存在，也非外部賦予，而是在回應歷史命題中逐漸生成的。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人以前所未有的歷史自覺和文化自覺，提出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第二個結合”的重大命題。這在文化基因層面實現了主體性價值的雙重整合，并以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推動“根脈”與“魂脈”的雙向互構，為確立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可靠基礎。

　　第一，“第二個結合”通過“根魂互構”的理論邏輯，確立文化主體性的思想坐標。

　　從文化深層結構看，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與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是二者能夠契合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激活中華文明的基因，推動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另一方面，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實現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這一思想上的更新與升華使得我們能夠以全新理論視野去審視文化主體性的問題，進而在文明的歷時性發展、共時性存在中確立文化主體性的存在論意義。

　　第二，“第二個結合”通過“體用貫通”的方法論，消解“體用分離”的解釋框架。

　　長期以來，關于文化主體性的討論總是被局限在“古今中西”的框架內。不管是“中體西用”“西體中用”，甚至包括學術界有人提出的“馬體中用”等，實際上都是一種機械主義的思維方式。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方法論，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體用不二”思維的升華，也是對文化生命體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由此，確立文化主體性，既非對復古主義的“文化標本”固守，也非對西方現代性的“文化副本”模仿，而是在經由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雙螺旋重組”之后，對具有自主生命力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體認和確證。

　　第三，“第二個結合”強調文化自信的根本立場，實現從“防御性認同”到“建構性引領”的升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精神氣質和文化品格中，養成昂揚向上的風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態。文化自信是文化主體性最鮮明的表現，彰顯了中華文明從近代以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被動應對到“文明互鑒”的主動引領，突破了西方現代性敘事的線性史觀，完成了對霸權主義文明敘事的哲學超越。

　　（作者分別為上海交通大學黨委組織部副部長、黨校副校長，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