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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興六十多年，朝廷實施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在獲得繁榮發展的同時，也產生很大的社會問題。董仲舒向武帝所上《天人三策》列舉出當時貧富懸殊、利益不均衡的種種現象：“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脧，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睓噘F豪門富可敵國，經常擁有數量可觀的奴婢，牛、羊等牲畜以及田地、房宅都難計其數，而貧困的人則窮急愁苦，沒法存活。一富一窮，兩極分化，反差巨大，如果再不設法縮小二者之間的距離，一切現有秩序又將打亂重組。這無疑是帝國當前急需解決的第一問題，也可以說是武帝一朝“最大的政治”。面對這一緊迫的時代課題，多數儒者主張向先圣祖宗尋找藥方——實行井田制，而董仲舒則試圖從社會分工（包括行業分工、階層分工）的角度切入，在源頭上調節、規整社會財富的分配流向，以達到制衡的效果，進而使他所提出的“調均”方案更趨前瞻性。

一、“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董仲舒認為要縮小貧富差距，首先要尊重社會分工，體恤底層民眾，不剝奪他們的職業權利，做到不與民爭食，不與民爭利?！熬邮藙t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边@里的“君子”應該看作是社會管理者或腦力勞動者，而具體的體力勞動者則是“小人”。君子位居社會上層，管理別人；而小人則處在社會底層，被人所管理。百工“小人”可以追逐利，而上層“君子”則應該不沾利。一國之內，如果官僚階層時刻算計著老百姓的口袋子，爭相盤剝民眾的利益，那么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宋儒程頤說過：“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边@里，“深耕易耨，播種五谷”是農民的分內事，作為“百工”就發揮自己的“技藝”而制造出“器用”，而“甲胄之士”的職責就在于“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君子只要“食之”、“用之”、“安之”就可以了，不必親自去勞作的。君子也有屬于自己的職業，不過他的職業并不在農業、手工業、商業之類的一線生產崗位上，而在廟堂之上，而在運思之間。君子的一個善念，君子的一句人話往往都會對底層百姓發生命運攸關的決定作用。

《禮記·坊記》假托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编嵭蹲ⅰ吩唬骸安慌c民爭利也”，孔穎達《疏》曰：“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余利遺與民也”。君子不盡取物利，必須留有物利給民眾。鄭玄《注》與《坊記》原文、孔穎達《疏》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不盡利”，或可說明官是可以與民爭利的，只是不要太黑就行，手下留情，征收各種稅費賦斂,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人性化執法，而不能太無情,不能趕盡殺絕，給老百姓留點活路，不至于使他們造反?！安槐M利”是程度問題，民脂民膏還是要搜刮一下的，只是要注意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能突破底線，不能滴水不漏而讓他們活不下去。而“不爭利”則要求一點都不能與老百姓搶飯碗，官是官的，民是民的，界限森然，不可跨越。“不爭利”是原則問題，錢財面前，當官的就是要讓步。官府只管政治局面，主持公正，維護公平，而不應該計較自己的經濟得失，更不應該插手某些行業或某個行業的利益分配。在任何時候都絕不允許發生當官的從老百姓口里奪食的現象。

利益面前，老百姓無疑是搶不過當官的，就因為后者手上持有特權，可以肆意干涉許多行業的正常運營，操控其價格，把持并壟斷其利潤，讓別人無法與之平等競爭?！熬硬槐M利以遺民”說明官府壟斷是必須的，而且是必然的,只是強調要有對百姓利益在程度上的正視、保護與留存。而“不與民爭利”則根本就不允許侵害百姓的基本利益，這個底線是不能突破的。呂祖謙說過：“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于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笔看蠓蝾I取俸祿，就不應該再圖利，行仁踐義而已，這是儒家典型的君子要求。一旦士大夫無恥，就會國將不國了。

《度制》篇引《詩》曰：“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應該是今本《詩經·小雅·大田》“彼有不獲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之誤刻，當是《齊詩》、《毛詩》流傳之衍異?！胺a”，通“稚”，指幼禾，沒長熟的莊稼；不獲稚，指晚種而后熟的莊稼。秉，即把、握，引申為田間稻、麥收割的數量單位。穧，指莊稼倒地而沒被捆扎。《大田》的這段文字之前，其實還有一句：“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边@里，“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编嵭{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后私，令天主雨于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余惠?！敝艹踔畷r，天下太平，世道和洽，即便云興雨落，往往都是先澆灌集體的公田，然后再滋潤每家每戶的私田。君王收繳賦役，沒有竭澤而漁，而是讓他們也能夠有利可圖，享有一定實惠與便利。所以，鄭玄箋曰：“成王之時，百谷既多，種同齊孰，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

儒家之治理不僅一直強調修身養性，注重讓人成其為人，而且還要求匡扶天下，經世濟民，始終致力于讓社會成其為社會?！墩撜Z·憲問》所載孔子所謂“修己以安百姓”，即是后來的內圣外王之道，謂君子要在“修己”與“安人”、“安百姓”兩個維度上同時下工夫。既然要讓社會成其為社會，就必然要維護一個錯落有致、和諧安寧的生活秩序，積極關照那些由于先天、后天因素而落魄困苦的弱勢群體，主動調適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以達到一種有差別但無對立、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抖Y記·禮運》曰：“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作為君王，最理想化的善治就是要讓各個年齡段的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生活目標而有序展開自己的生命活動，但是在這句話的前面還有一個前提，即“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君王要帶頭遵循并力行儒家的恕道，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率先做出榜樣，感染治下的每一個人。最終，照顧鰥寡孤獨的責任便又戲劇性地落到了每一個人的頭上，任務分解，化整為零，還是發動社會力量進行扶貧問苦。“既四海如一，無獨其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余年”，君王無論如何是甩不掉自己肩上體恤貧寒、撫慰鰥寡的義務的，如果總要求天下人“無獨其親”而“贍養”弱勢群體，那么，設立君王這個最高統治者的位置究竟還有什么用呢？！

在《度制》篇中，當董仲舒明確要求“君子仕則不稼”的時候，他所堅持的肯定是“不與民爭利”的態度，而不會是“君子不盡利以遺民”。“稼”的含義是播種五谷，種莊稼原本是農民做的事情。官員在官言官，以做官為自己的職業，而不應該再去兼做農民的事情，去賺本該是農民賺的那份錢。不同職業之間，應該確立一系列的領域邊際與利益界限，清晰而明了，而不致相互交叉、彼此打架。本行業的事情不好好做，手伸得太長，貪心不足，兼取得太多，最終則必然什么做不好。周桂鈿指出，“一個人不當得兩方面的利益”。所謂“并兼”，就是指“同時兼得多方面的利益”。而這恰恰是一種違背“分予”原則的不正常現象，必須盡力加以制止和反對。

實際上，“仕則不稼”的命題里還隱含著掌握特權、控制社會資源的官僚集團對普通民眾利益的壟斷、霸占與褫奪。而這又遠遠超出了不同民生行業之間的利益交換與兼取，因為官府與民生行業之間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當前者憑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優勢、運用手中掌控的特權對后者形成一種強迫和威逼的時候，整個社會的財富都會無條件地匯聚和集中到他們手中，這就出現了一種資源分配的不對稱，其后果通常是官府富得流油，特別是朝廷，錢多得不知道怎么花，中央財政總有用不完的錢，而民間則積貧積弱，不堪一睹。富國窮民，肯定不是儒家一向所倡導并追求的善治。其實，政府太有錢，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當公職人員并不具備合理支配公共財富的德性和能力的時候，反倒會大面積地激活、助長原本一直潛藏在他們身體內的那種貪婪、自大、狂妄和戾氣。于是，政府太有錢就會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所以，不能把“仕則不稼”看做簡單的那種隔行取利，其實它遠比一般行業的不正當經營更有危害，必須引起高度警戒和密切注意。

“田則不漁”要說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尊重社會分工，承認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自己不會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然后必須自愿地、主動地把它們讓渡給別人，并且相信別人能夠做，會把它們做得了、做得好，而自己則在自己所選擇的行業領域里安身立命，發家致富。進而，劃定職業邊際與經營領域，不鼓勵不同職業之間交叉相兼、互搶飯碗，不主張隔山取利，妨礙別人的財路。與“田則不漁”相對的則是“漁則不田”，種田的就種田，打魚的就打魚，這樣才能把各自的事情做精做好。如果種田的也去打魚，搶了打魚的飯碗，你讓打魚的怎么活呢？！反之亦然。不同職業，各司其職，各守其責，彼此尊重對方的專業領域和行業范圍，才能促進物資生產和貿易流通，實現價值交換和利益共享。

二、“天不重與”：所受大者，不得取小

古往今來，人類的勞動行為及其所寄托的組織形式，專門化、專業化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這是規律，不服是不行的。產業分工或行業分工雖然是社會性的，必須由人來執行和操持，但在本質上也近乎一種天然選擇，必須被尊重和確認。而且，分工本身還在不斷進化，越來越精，越來越細，現代化運動之后，許多職業被精細化，傳統的一級行業往往催生、滋生出更多的二級甚至三級、多級行業，機械、電子產品的一個元部件甚至都能夠撐得起一個完整的行業。于是，又會出現一種整合、協調不同行業的趨勢，以集聚力量解決更大的發展問題，防止因為過分精細化而導致的分工瓶頸和行業鉗制。

在董仲舒看來，“仕則不稼，田則不漁”的邏輯原因與天道根據則在于：“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春秋繁露·度制》）董仲舒思想與學術的一大明顯特點就是，每每議論現實事務與問題，都要從玄虛的天道那里尋找根據，然后再展開一番嚴密的邏輯演繹和學理論證，所以他得出的結論一般都經得起來自形上與形下兩個方向的拷問。顯然，“仕則不稼，田則不漁”已經被他上升到天道邏輯的高度來予以認識和理解了。官不與民爭利、尊重社會分工的終極性緣由只在“天”上，而不在塵世中，從人類自己身上及其活動中所尋找到的所謂“原因”都不足以成為根據，最多只能算作現實經驗的歸納總結而已。

一句“天不重與”，就反映了人類分工形成和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上天是不會重復賜予或同時賦予某一個動物兩種或多種獨特的生存技能的。因而上天是公平的，它在創設萬物之初就已經考慮到各自的技能優勢和存在領域了，已經為每一個物種劃定了主要屬于它自己的生存能力、活動范圍與獲利空間，以使它在這些方面與別的物種即便有交叉、交往而不至于相互打架和彼此傷害。天有所“與”是正常的、應該的，但“重與”則屬于兼得，是貪多，客觀上會擠壓其他存在者的存活空間，因而都不能為天理所容。按照董仲舒的生物學理解，“有角”的動物絕不會再有“上齒”，反過來，有“上齒”的動物也絕不會再“有角”。在動物世界里，某種動物身體某個部位的功能過分發達了，其他部位的功能也就顯得相對平庸。在同一種動物的身上，不可能所有器官的功能都很強大，優勢不可能獲得平均分布。

所以，在董仲舒看來，擁有“大者”便一定不能兼得“小者”，這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天數”。而如果哪種動物違背自然規律，一方面擁有“大者”，另一方面又要兼得“小者”，連上天都不可能滿足他的貪欲。動物界如此，人間的事情就更是如此了。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反過來，已經有“小者”能不能兼得“大者”呢？董仲舒并沒有提供明確的闡述和分析，原因估計是，“小者”兼得“大者”的可能性極低，即便偶爾發生，也肯定不容易，所以就沒有必要再作為單獨的問題而予以突出和強調了。大者兼小，輕而易舉；小者兼大，非常艱難?，F實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中，要想形成“上下相安”的和諧局面和天下穩定的一統秩序，不斷對權貴階層加以約束，經常對強勢群體加以抑制，始終都是最高統治者所必須面對的急務，畢竟，上層波動比底層騷亂處理起來要麻煩，也更讓人費心。這樣，防止“大者”兼得“小者”，要遠甚于防止“小者”兼得“大者”。

如何限制官與民爭利是古今政治統御和社會財富分配的一大難題，也是許多儒學思想家所關注的核心政治哲學問題之一。在總體方向與基本要求上，儒家一直既反對官與民爭利，又反對官與民爭業，而始終強調官是官、民是民，官之職事是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因而只追求公平正義；而作為百姓則可以自由選擇職業，公開追逐利益。與歷史上中國官僚政治所呈現出來的動輒壟斷國計民生產業的許多鐵腕做法大不相同，一向具有仁道情懷的儒家并不主張權貴士族、大夫階層涉足民眾營生，以賺取百工之利，并且以這種行徑為羞愧與恥辱。只有明確階層分工，劃定階層從業的邊際范圍，才能合理分配社會資源，有效控制社會財富的流向，防止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的病癥。君子不干小人之事，小人也不登君子廟堂，各自做好本職工作，各自收獲自己應該得到的回報，天下秩序才能穩固有倫。

在回答武帝的第三次冊問時，董仲舒指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鄙咸熳畛踉趧撛烀恳粋€動物種類的時候，考慮得已經很周到了，公平對待，分配得當，因為它是按照每一個動物種類的名分、本分而分別賜予一定的價值、功能和特征的。所以“天亦有所分予”這一點，跟《度制》篇“天不重與”的立場是完全相統一的。

至于“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及其理由：“所受大者，不得取小”，更與《度制》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的文字高度一致。齒、角不兩有，翼、足難齊全，這在《淮南子》、《大戴禮記》都有類似的文字記載或描述，據王先謙的判斷，它們可能皆“祖仲舒之意”，甚至直接就援引于董仲舒的文獻。《淮南子·地形訓》曰：“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嚙吞者八竅而卵生，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后。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辈町惢x擇是天地萬物生成、存在的最基本法則。一物有一物的身體機能、形態特征和活動方式、作用范圍，不能輕易用一物取代乃至取消另一物。盧辯注《大戴禮記》引《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毙Q、蟬、蜉蝣，各自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們汲取能量的渠道、它們的生命周期也不盡相同。介鱗者、嚙吞者、嚼咽者之間的差別亦然，都理當獲得尊重?！盁o角者膏而無前”中，膏，豕也，即豬，“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后”中，指，“牛羊之屬”；無后，“肥從后起也”?！墩f文解字·肉部》曰：“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薄兑磺薪浺袅x》引《三倉》曰：“有角曰脂，無角曰膏?！倍盁o前”、“無后”，于義似乎不順，劉文典說：“義不可通”，因而懷疑“無”是訛刻，當作“兌”，“無前”、“無后”應為“兌前”、“兌后”。因為“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后小”，所以“前小即兌前，后小即兌后也”。

《大戴禮記·易本命》曰：“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又，“有角者取前齒，有羽者無后齒。”成書稍早于董仲舒之世的《呂氏春秋·博志》也說過：“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谷熟而陳谷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边@里，同樣也把“有角者無上齒”，作了一個普遍化的提升，用的是一個全稱判斷，并且以之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法則，是“天之數”。如果說《淮南子》、《大戴禮記》直接援引了董仲舒的文字，似乎還有可能，但完成于秦統一六國前夕的《呂氏春秋》，則也有可能成為后世董仲舒的思想來源?？磥?，齒、角不兼，翼、足難全，在漢代已經是一種流行而普及的“科學觀念”，大家都是這么認為的。

難道上蒼在創造地球動物界的時候真的是“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嗎？說“傅其翼者兩其足”，似乎還情有可原，因為今天人們所常見的飛鳥都是有翼而兩足的，兩翼又四足之類的史前動物則早已滅絕，只有在化石考古或神話傳說中才出現過；但說“予之齒者去其角”，則很容易被證偽，有齒又有角的反例并不鮮見。如果誰真的相信了漢代書籍里的這種“生物學規律”，硬去驗證于常見家禽牲畜，扳開它們的嘴巴一瞧，那肯定是要失望的。所以，王先謙便指出：“此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無上齒乎？！”這種生物學規律并不具有什么絕對的普遍意義，而只體現在某些甚至個別動物的身上。

但問題是，在農業文明的時代里，自然生態環境保存得還算相對完好，羊、鹿以及牛之類的家禽，幾乎隨處可見，它們既有上齒，也有角，但為什么漢代這些著書者偏偏說齒、角不能兩全呢？難道他們都在睜眼說瞎話嗎？王先謙的解釋是：“牛善觸以角為用而無上齒，若羊、鹿之屬雖有角又有上齒，然角不為力用，非牛之比。斯言亦就物理參悟，無取拘牽古義，相承由來已久?！钡?，僅從動物身體的用力部位的差異性和局部功能的優先性來解釋，似乎仍不能夠說服人。牛角有力，其上齒同樣也有力，否則，它就沒法把地上的勁草硬生生地拽到自己嘴里來了，也沒法把那些堅硬的植物咀嚼得細碎。羊、鹿有上齒，但它們的角同樣也很有力量的，否則，它們靠什么跟同類搶食，靠什么去抵抗天敵呢？！不過，按照王先謙的解釋，齒、角不兩有，翼、足難齊全，這種說法領會一下就好，其科學性與真理性只在“物理參悟”時有效，不必“拘牽古義”，更不必細挖深究，就權當“相承由來已久”的一種習慣性說法罷了。

顯然，與《度制》篇一樣，《天人三策》里大講所謂“予齒去角”的生物學規律，其潛在意旨不是真的要向今人傳播或普及那些漢代自以為是的自然科學知識，毋寧要闡明權貴階層“不與民爭利”的社會道理，借助于天道揭示人道，才是真意和底牌，因而也會獲得更強大的詮釋力和說服力?！肮胖璧撜?，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顯然，社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吃皇糧的與靠手藝養家糊口的從來都屬于不同的社會階層，拿政府俸祿的就不應該再靠出賣體力而生存，這個要求是合理的，不僅古代如此，今天如此，未來也還是如此。當官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立足好本位，不覬覦別人賺錢，不眼紅別人發財，而必須做到不稼不穡，不做農民做的活兒，也不去從事工商經營活動，與工商界爭利?！澳保亷煿旁唬骸爸^工商之業也”，它是相對于官員本職、本位而言的。從體制內獲得穩定的生活資源，顯然是得了很大的好處，因而就應該放棄細小的利益，完全沒有必要跟市井小民去搶飯碗，更不能狗茍蠅營，喪失廉恥。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也是把這個要求上升到“天道”邏輯的哲學高度來看待的。無論對于自然界的各種生命存在物，還是對于群居的人類，“受大者不得取小”，天意就是如此，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不可商量。

“已受大，又取小”，豕心不足，貪欲太盛，這往往也是天下老百姓生活凄苦、民間社會充滿冤愁的主要原因。對于權貴階層而言，你們出身于榮耀的門庭而又在官衙里占據著重要的職位，拿著豐厚的薪水，這還嫌不夠，仍然憑借手中掌握的財富與人脈資源而跟那些整天在田頭上、市井里靠出力流汗才能夠養活自己的老百姓們爭利益、奪錢糧，這叫他們怎么活?。?！弱勢敵不過強勢，他們哪輩子才能趕得上你們，過上你們的生活??？！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先天的不平等只有靠后天合理的分配制度才能予以適當的彌合和補齊，正是在這個時候，作為知識精英分子中的精英，圣人的價值和作用便開始凸顯了出來，因為在一個渾濁不堪的社會里，也只有這一幫不當權、不沾任何利益的清流，才會出于最基本的公心和道義而設計出一套制衡系統，調節貧富，填平余缺，以維持天下秩序的穩定。

三、“受祿之家”當“不與民爭業”

因為階層分工而導致的貧富差距，也不可忽視。《春秋·隱公五年》載：“春，公觀魚于棠?！薄斗Y梁傳》稱：“非常曰觀?！薄豆騻鳌穭t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笔乱姟蹲髠鳌罚拔迥甏?，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唬骸釋⒙缘匮??！焱?，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敝T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春秋》用譏辭，意在貶抑隱公無事而跑出都城，“慢棄國政，遠事逸游”，顯然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君王慢政，則是國將有禍的征兆。《春秋繁露·玉英》篇中，董仲舒曰：“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人性之中，原本蘊藏著善義因子，往往都是利益誘惑而使人學壞作惡，君王、凡夫皆難克服。何休《解詁》也直指隱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因而是君王的一種恥辱?！洞呵铩窌浴斑h觀”，乃孔子諱大惡之辭。

與《度制》篇“天不重予”的觀點相一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也指出：“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憋@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對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問題的要害看得很清楚，抓得也很準確。天下“利可均布”、“民可家足”的前提是：“不與民爭業”。作為“受祿之家”，既然已經從官府那里領取了俸祿，就應該借此為生計，不再僭越本位而染指別的行業，與下民爭利。只要權貴階層不涉足民生行業，那么天下的利益就可以獲得平均分配了，老百姓也就能過上富足幸福的日子了。當官的“不與民爭業”，這是一條發自上天而又經過歷史檢驗的鐵的法則，既具有先天必然性，又具有客觀現實性。所以，作為上天之子的皇帝就應該按照這一法則而建立和完善公平的社會分配制度，作為社稷之臣的大夫權貴階層更應該無條件地把這一法則落實于自己的行動之中。

“公儀子”，顏師古曰，即“公儀休”也，是春秋時期魯國穆公時的博士官，司馬遷在漢初撰寫《史記》的時候把他收進了《循吏列傳》。其文曰：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驮唬骸奥劸若~，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p>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這里提供的無疑是“不與民爭業”“不與民爭利”的一個典范案例。公儀休之為官，“奉法循理，無所變更”，顯然屬于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的那種官員。不收賄魚，足以說明他腦袋清醒，擔心“受魚而免”職，害怕因為貪圖小利而丟掉一國宰相的飯碗，一般的聲色貨利根本是不足以打動他的，可見他絕非一個見利忘義之徒。而拔葵、去織兩事則是“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自規律條的最好注釋。當官的人家，如果什么東西都自產自用，什么東西都自給自足，那么，問題來了，農民地里生產的糧食、蔬菜和水果，商販手中經營的商品貨物，還賣給誰呢，這叫他們怎么活??？！對于位居社會上層的權貴顯達人士來說，對于社會底層某一具體行業的從業人員來說，不該你做的事情，你就別做；不該你賺的錢，你就別賺。越位兼利，鳩占鵲巢，都是不正常的現象，沒能體現天道規律，是社會無序的標志，必須及時予以糾偏。

公儀休的這一佳話后來便成為世代流傳的典故，經常被省略為“拔葵去織”，或干脆簡稱作“拔葵”，意指居官的食祿之家不應該與民爭利，不能搶老百姓的飯碗，所強調的都是，占有更多社會資源的精英階層不能貪心太重，大肆利用手中的權勢力量，而侵占弱勢群體的利益，導致直接或間接威脅他們的職業，危及他們的基本生存。楊樹達說：“武帝他日興利之政，仲舒蓋早有所窺見，故其言如此。”這是董仲舒對武帝朝政的批評。

而從社會分工的層面看，士、農、工、商四大職業各有所司，各有所能，不同的人從事著不同的生產，領域差異決定著地位、回報、收入的不同。四大職業之間，有交叉但卻不打架，各自根據自己的現實需要而購買其他職業的勞動和服務，互通有無，由此而推動相互之間的貿易往來，這些都是平民百姓的營生，是他們的飯碗，所以才稱為“庶人之業”，位居社會上層的權貴顯達一旦插手進去，他們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因為權貴顯達掌握和控制著各種政治、社會資源，很容易形成壟斷，普通百姓是沒法跟他們競爭的，弱勢群體強勢群體根本就不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四、“居君子之位”不可“為庶人之行”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不僅呼吁君子賢人階層必須保護底層民眾的基本利益，而且還進一步強調了社會上層不貪婪、不多取對于底層百姓的號召、引領作用和風俗教化的意義?！肮胖t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辈⒁对姟分S刺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笨梢?，“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庇墒怯^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庇忠兑住そ庳浴妨侈o曰：“負且乘，致寇至”，意欲表明“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p>

類似于公儀休“拔葵去織”之事，上古時代比比皆是，居于社會上層、有身份有地位的賢人、君子也大多能夠做到。這樣，處于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就會認為賢人、君子的言行很高尚，值得尊敬，然后就會紛紛效仿、學習。進而，這些老百姓也就跟著要求低而有節操，不會貪婪無厭，也不會卑鄙地去作踐自己。上行下效，有什么樣的政風，就有什么樣的世風，這就叫做“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然而，到了春秋之后，王室衰微，諸侯當政，道義心蕩滅而利益心充斥于天下。再往后來，卿大夫篡權，執令行事往往放松道義原則要求，卻不斷追逐利益，疏于尚義而樂于趨利，完全喪失了上層貴族所應當具有的那種推辭、謙讓風范，有身份的人不斷為爭奪田地以至于訴訟不絕，導致世風日下，民心衰壞。

作為社會的精英階層，其職責和使命顯然不同于底層百姓。在董仲舒看來，整天“皇皇求財利、?？址T”的人往往都是那些一般的市井凡夫，他們始終被巨大的生存壓力所逼迫，吃了上頓沒下頓，一日不勞作則一日不得食，所以總表現得非常急切而惶恐，絲毫不敢茍且、偷懶。在這個世界上，唯獨他們可以整天把金錢利益掛在嘴邊，唯獨他們可以整天把生意活計粘在手上，否則他們就惶惶不可終日。而那些靠老百姓繳納財物稅賦而養活的皇帝老子、上層官吏和知識分子則應該同樣非常急切地為整個社會確立起仁義旗幟與理想，經常焦慮并唯恐自己不能夠教育、感化天下百姓，使他們走上向善的道路，這才是他們的正事兒?！笆酥狻笨隙ú皇恰按蠓蛑狻?，“大夫之意”也肯定不是“庶人之意”。庶人可以在內心燃升起“大夫之意”，位卑未敢忘憂國；而大夫卻不可以萌生出“庶人之意”，靈魂深處斷此念，不可以自甘沉淪。如果一旦在概念上有意、無意混淆兩者，則無異于為權貴階層褫奪百姓利益提供機會和開脫罪責。

面對武帝朝貧富懸殊拉大、兩極分化嚴重，以至于階層撕裂、民不聊生的危急形勢，董仲舒敢于對武帝直言不諱，勸諫匡正，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其勇氣非常值得肯定和欽佩。總體上看，董仲舒提出的“調均”理念是具有系統性的，從土地政策的“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到稅收政策的“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再到人口政策的“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漢書·食貨志》），還有打破國有壟斷的“鹽鐵皆歸于民”，等等，另有專論。本文僅僅從社會分工（含行業分工、階層分工兩大方面）制衡財富分配的視角而予以分析和詮釋。華友根對董仲舒的調均思想評價非常高，“他在漢武帝時的主張、作為，無人可及。丞相公孫弘根本不能跟他比”，“公孫弘元光五年的對策策文，不能與董仲舒元光元年對策所謂‘天人三策’相比，還停留在戰國中期孟子的‘四端’。”所以，“董仲舒不是一般的政治思想家，而是超過前人與時人的大政治思想家?！倍偈鎸Ψ止づc財富分配的關聯性分析，切入點顯得非常獨特，也頗具睿智，看得準確，能夠擊中問題的要害，進而，非常有效地把對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危機的探討和研究引向深入。